《学习材料》第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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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思想就是力量。科学的思想在照亮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孕育了今天正蓬勃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这条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就能对中国道路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诞辰100周年时,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开卷篇是1921年元旦期间他在新民学会的两次发言。

穿越时空隧道,这篇文献为我们还原了这样的场景:

1921年新年的长沙,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会议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开的,但讨论的话题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岁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同志只是那个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在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毛泽东同志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毛泽东同志用形象的10个字,概括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日益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救国寻路,民族复兴,就成为近代中国的基本政治主题。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做过各种尝试。

洋务派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中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当然值得称道,但试图在不变更大清王朝封建皇权的前提下走强国之路,结果只能是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试图“跪着造反”,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本主义,结果同样是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拉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妥协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依赖性,不能和不敢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时,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劳农政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它像一缕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国的前程。

于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一批先进青年最终的选择。

有人认为,当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手段是不可取的,甚至认为它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破坏和延误作用,似乎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会更早些到来。这种看法完全忽略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事实上,选择革命,并不是他们的本性对革命有什么特别的喜爱,根本原因在于那个时期的中国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实在太尖锐了,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而中国传统社会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其他的路都试过了,结果统统失败了,都走不通。1961年,毛泽东同志曾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是小学教员。”

历史常常是这样,在看似山穷水尽时为人们展现出一线生机。91年前那个夏天的晚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13个年轻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新的革命实践、民族复兴道路的新探索由此开始。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成为了先进的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外国人。他的理论成为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追求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旗帜。在中国道路的每一段历程上,人们都可以看到这面飘扬的旗帜。

1936年,毛泽东同志同斯诺谈话时曾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992年,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陷入低谷时,邓小平同志说:“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进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

探讨中国道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只是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有了一个正确的目标和方向。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道路也是从这里起步的。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动力和方法也就找到了。中国道路如果说是一幅蓝图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描绘这个蓝图的一个底本。马克思主义是认识、理解和开启中国道路的一把钥匙。

 

中国人就这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信仰不等于实践,实践也不等于成功。当中国共产党人拿着这个理论武器去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如何运用它与此前选择它一样艰难。

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广泛存在,又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别。

最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照搬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发动城市工人罢工。但是,1923年的“二七”惨案,使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

中国共产党转而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掀起了国民大革命的风暴。然而,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开始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但当时党内的一些领导人继续推行以“城市中心论”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各路起义军在攻打大城市的过程中接连失败。

第一个发现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新理论的,是毛泽东同志。

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后,毛泽东同志把工农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开始在农村创建根据地。然而,在四周都是白色政权的包围下,这条道路能走得通吗?

为了回答和解决严酷环境中一个又一个的紧迫问题,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明确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

这是一个伟大创造。不论是从国际共运的理论看,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在讲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夺取政权时,都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从当时已有的实践来看,国际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是以巴黎为中心,通过城市起义取得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首先是从城市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开始的。

创造新的理论不容易,让人们接受新的理论更需要时间,需要过程,需要实践的检验。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就认为,中国革命就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里组织工人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跑到山沟沟里去搞武装割据,站不住脚,是注定要失败的。受共产国际的这种影响,当时党内有许多人认为,搞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是走不通的。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再次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对抗中遭到严重失败,丢失了几乎所有的根据地,并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次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中国共产党人由此也重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理论的正确。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步骤、领导阶级、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得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更加成熟、清晰、可行。正是依靠这一理论,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建立起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并依靠这“三大法宝”,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理论引领着实践,实践又推动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和创新发展则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彼岸的独特道路。坚持与发展,在毛泽东同志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共产党宣言》他反复地读,读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读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他从长期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革命必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但同时又必须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照抄照搬。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艰难曲折中的砥砺奋进,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成为全党的共识。这就是:一方面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一点毫不动摇;同时,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但他对《反对本本主义》这篇4000多字的文章却情有独钟。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同志19305月在江西寻乌写的一篇文章。原来题目叫《调查工作》。这一诞生在枪炮声中的文章,战争中一度散佚。毛泽东同志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一直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想念和寻找着她。他后来曾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

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认为:不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都不能够“一味盲目执行”,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以这篇著作的基本理念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个历史典故。毛泽东同志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实事求是,就是不迷信任何教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方法提出后,在党内取得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教条、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理论创新都源于这一思想方法。它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中国道路最关键的一个概念。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坚定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次写入了这样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党的七大就这样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心路、心得,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也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在夺取全国政权后我们党开始领导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毛泽东同志豪迈地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里所说的“奠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奠定了制度基础,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二是奠定了物质基础,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是确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第三点尤为重要。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活的灵魂,已经深深地溶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国人想问题、办事情的基本准则和方法。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胜利前所预言的,建设的道路更长,更艰苦。为了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了大量艰辛的探索。这一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理论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至今仍让人感受到那一代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创造才华。然而,后来这一探索却出现严重错误。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错误理论指导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内乱,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中国道路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会议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邓小平同志在为这个会议作准备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篇著名的讲话,后来被誉为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标志的伟大历程。

今天再来看这篇文献,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大胆地思考问题,大胆地进行改革尝试。

在当时的中国,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的描述,社会主义是个美好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搞了二十几年,人民生活还是很贫困。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这首先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偏差,同时在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方法上也有不对头的地方。

翻开《邓小平文选》,在他改革开放初期的谈话中,我们不断看到这样的话:

“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

“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要搞的是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前进方向,但并没有对怎样搞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现在的实际,从时代条件和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照搬书本和别国的经验从来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了成熟的想法和清楚的表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从此有了一个自信而响亮的名字。

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我们首先应该做些什么呢?当时的中国最具体、最严峻的实际,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穷”,也就是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因此,邓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从这里破题。

翻阅198045月间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围绕的是同一个主题: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后来,这些谈话就以这句话为标题集纳为一篇文章,收入《邓小平文选》。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理论上的答案是如此简单、清楚,但现实中却为此费尽周折,走过不短的弯路。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尝试过各种办法,政治运动的办法,“大跃进”的办法,“抓革命、促生产”的办法,都不行。鉴于深刻的历史教训,邓小平同志另辟蹊径,大胆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一条路,是没有别的办法之后的选择。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当时大声疾呼的那样:“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新的实践总能带来新的认识,新的惊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首先在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农村一年翻了身,有的两年翻身,迅速摆脱贫困状态。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杀出一条血路”,在利用境外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原有的国营企业也开始放权让利,进行承,